第三节 马来人的文化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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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的文化既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同时也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内容变迁，而其影响因素，则是非常复杂的。几千年前，由亚洲大陆南下的北方族群一方面带来了石器和金属文化，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其本身也成了新的本土文化的创造者。后来，随着人类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展，地处海洋贸易通道的当今马来西亚，尤其是作为其主体部分的马来亚半岛，成了沟通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的中介。因此，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东南亚之前，商人——主要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商人以及活跃在商路上的宗教人士，便成了外来文化传人马来一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重要力量。而这时的外来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印度化时代”。也就在这一时代的后期，伊斯兰教也以印度为中转地，开始向这里传人，并在接下来的殖民主义时代，与传人同一地区的西方基督教展开了传教竞赛。更主要的是，在殖民主义势力的推动下，华人、印度人以及当今马来西亚境外的操马来语者这三大族群在不断移人的基础上，逐渐奠定了马来西亚族群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的社会基础。
马来人文化的各种构成资源，主要包括：(1)马来一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土著文化，以原始的萨满教和万物有灵信仰为主；(2)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文化；(3)伊斯兰文化。马来人的文化最初就是这些异质文化因素整合的结果。在这里，有两点要指出：第一，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虽然也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是，由于它基本上是在马来人改信伊斯兰教后传人的，所以，对马来人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第二，就伊斯兰文化本身而言，它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民间伊斯兰文化，苏非神秘主义以及各种前伊斯兰或非伊斯兰民间信仰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一个是正统伊斯兰文化，以官方认可并得到宗教职业人员或宗教学者(u-lama)支持的上层伊斯兰教为核心。“民间伊斯兰信仰的存在，可以按照Robert Redfield的‘传统组织’模式概括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民间伊斯兰信仰……可以说是马来伊斯兰教的‘小’传统，而严格遵循ulama和国家伊斯兰事务部坚持的《古兰经》、‘圣训’、教法的则是‘大’传统。”不过，近代以后，针对伊斯兰教偏离“原教旨”的情况，在伊斯兰教中曾多次出现过所谓“纯净”宗教信仰运动，而且这一做法一直到今天仍不乏各种社会推动力量。马来西亚建国后，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宗教人士的推动下，也一直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其结果，在当代马来人文化中，以“正统”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大文化传统便愈来愈居于支配地位，其他文化要素则有式微的发展趋势，尤其都市中的马来人文化中的情况是如此。（然而，我们知道，马来人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所以，我们对这一大文化传统的影响的估计还应当做适度权衡。）
这样，在马来人文化与民族性格相互关系考察方面，我们注意到，在各式各样的影响要素中，马来人学者放在核心位置的往往就是伊斯兰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影响对于本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或者至少他们在谈到本民族性格的时候都不忘记提到伊斯兰教。如《马来西亚研究：民族与公民》这样概括道：“凡是马来人都是穆斯林，但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马来人。马来人信仰的伊斯兰教没有使他们变得心地狭隘、不容忍、狂热，也没有使他们具有进攻性。一般地，马来人都被描述为谦逊的人，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他们也被说成是秉性中和的人，能够自我克制，认为火爆行为太过‘粗野’（没教养），而不予以尊重。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放纵自己的愤怒情绪，也很少直来直去。结果，人们就很难知道其感情、态度、观点、意见，所以他们总是被误解。这种误解有时则会超出人与人之关系范畴，而进入经济、社会、政治领域。”
还有，《内省：马来人的优缺点》一书，在对什么是马来人做了解释之后，也讲道：“马来人拥有的文化遗产，使他成为闻名的‘世界绅士’。马来人居住的美好环境，使他免于气候与自然的无妄之灾。至能的主赋予马来人的慈恩，使他成为一个有克制的人，一个温柔而体贴的人。他的气质和个性即使在马来舞蹈艺术中也有明显体现：移动缓慢而优雅，象征着与周围环境的合一。对于他的客人，马来人还是一位雍容而彬彬有礼的主人，不少西方人的作品对此都有记载，当然，这有时也会使他在与人相处时面临不利境地。不过，假以时日，他在身体和心理上均能做到洁身自好。当代马来人儒雅、精明、进取、执著。全球化的世界将是他的下一个战场。”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以图示的方式描述了马来人的心理倾向( )。 (the core benchmark)。在这里我们要补充的是，马来人文化（即第二个层面）本身其实已经是一种被伊斯兰化了的族群文化。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马来人的文化及民族性格亦在发展变化。如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尔在《亚洲新政》(The NewDeal for Asia)就针对所谓的“新马来人”(yu Baru)讲道：“所谓新马来人就是拥有适应时代变迁之文化的马来人，他主动面对所有挑战，不靠帮助而胜任竞争，谙于世故而守规则，受过教育而有学问，值得信赖而富于效率。刻苦工作，坚忍不拔，优秀，循规蹈矩，以及笃信伊斯兰教等，乃是另外一些因素。”这显然与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描述的那个“懒惰”的马来人形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尽管这里多少还包含了马来人自己的对族群性格的某种理想的期盼。无论如何，马来人所具有的那种在当地自然与社会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乐天（西方殖民者称之为“懒散”、“懒惰”）性格，还是很令人羡慕的。
马来人的文化既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同时也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内容变迁，而其影响因素，则是非常复杂的。几千年前，由亚洲大陆南下的北方族群一方面带来了石器和金属文化，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其本身也成了新的本土文化的创造者。后来，随着人类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展，地处海洋贸易通道的当今马来西亚，尤其是作为其主体部分的马来亚半岛，成了沟通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的中介。因此，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东南亚之前，商人——主要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商人以及活跃在商路上的宗教人士，便成了外来文化传人马来一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重要力量。而这时的外来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印度化时代”。也就在这一时代的后期，伊斯兰教也以印度为中转地，开始向这里传人，并在接下来的殖民主义时代，与传人同一地区的西方基督教展开了传教竞赛。更主要的是，在殖民主义势力的推动下，华人、印度人以及当今马来西亚境外的操马来语者这三大族群在不断移人的基础上，逐渐奠定了马来西亚族群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的社会基础。
马来人文化的各种构成资源，主要包括：(1)马来一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土著文化，以原始的萨满教和万物有灵信仰为主；(2)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文化；(3)伊斯兰文化。马来人的文化最初就是这些异质文化因素整合的结果。在这里，有两点要指出：第一，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虽然也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是，由于它基本上是在马来人改信伊斯兰教后传人的，所以，对马来人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第二，就伊斯兰文化本身而言，它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民间伊斯兰文化，苏非神秘主义以及各种前伊斯兰或非伊斯兰民间信仰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一个是正统伊斯兰文化，以官方认可并得到宗教职业人员或宗教学者(u-lama)支持的上层伊斯兰教为核心。“民间伊斯兰信仰的存在，可以按照Robert Redfield的‘传统组织’模式概括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民间伊斯兰信仰……可以说是马来伊斯兰教的‘小’传统，而严格遵循ulama和国家伊斯兰事务部坚持的《古兰经》、‘圣训’、教法的则是‘大’传统。”不过，近代以后，针对伊斯兰教偏离“原教旨”的情况，在伊斯兰教中曾多次出现过所谓“纯净”宗教信仰运动，而且这一做法一直到今天仍不乏各种社会推动力量。马来西亚建国后，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宗教人士的推动下，也一直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其结果，在当代马来人文化中，以“正统”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大文化传统便愈来愈居于支配地位，其他文化要素则有式微的发展趋势，尤其都市中的马来人文化中的情况是如此。（然而，我们知道，马来人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所以，我们对这一大文化传统的影响的估计还应当做适度权衡。）
这样，在马来人文化与民族性格相互关系考察方面，我们注意到，在各式各样的影响要素中，马来人学者放在核心位置的往往就是伊斯兰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影响对于本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或者至少他们在谈到本民族性格的时候都不忘记提到伊斯兰教。如《马来西亚研究：民族与公民》这样概括道：“凡是马来人都是穆斯林，但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马来人。马来人信仰的伊斯兰教没有使他们变得心地狭隘、不容忍、狂热，也没有使他们具有进攻性。一般地，马来人都被描述为谦逊的人，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他们也被说成是秉性中和的人，能够自我克制，认为火爆行为太过‘粗野’（没教养），而不予以尊重。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放纵自己的愤怒情绪，也很少直来直去。结果，人们就很难知道其感情、态度、观点、意见，所以他们总是被误解。这种误解有时则会超出人与人之关系范畴，而进入经济、社会、政治领域。”
还有，《内省：马来人的优缺点》一书，在对什么是马来人做了解释之后，也讲道：“马来人拥有的文化遗产，使他成为闻名的‘世界绅士’。马来人居住的美好环境，使他免于气候与自然的无妄之灾。至能的主赋予马来人的慈恩，使他成为一个有克制的人，一个温柔而体贴的人。他的气质和个性即使在马来舞蹈艺术中也有明显体现：移动缓慢而优雅，象征着与周围环境的合一。对于他的客人，马来人还是一位雍容而彬彬有礼的主人，不少西方人的作品对此都有记载，当然，这有时也会使他在与人相处时面临不利境地。不过，假以时日，他在身体和心理上均能做到洁身自好。当代马来人儒雅、精明、进取、执著。全球化的世界将是他的下一个战场。”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以图示的方式描述了马来人的心理倾向( )。 (the core benchmark)。在这里我们要补充的是，马来人文化（即第二个层面）本身其实已经是一种被伊斯兰化了的族群文化。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马来人的文化及民族性格亦在发展变化。如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尔在《亚洲新政》(The NewDeal for Asia)就针对所谓的“新马来人”(yu Baru)讲道：“所谓新马来人就是拥有适应时代变迁之文化的马来人，他主动面对所有挑战，不靠帮助而胜任竞争，谙于世故而守规则，受过教育而有学问，值得信赖而富于效率。刻苦工作，坚忍不拔，优秀，循规蹈矩，以及笃信伊斯兰教等，乃是另外一些因素。”这显然与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描述的那个“懒惰”的马来人形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尽管这里多少还包含了马来人自己的对族群性格的某种理想的期盼。无论如何，马来人所具有的那种在当地自然与社会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乐天（西方殖民者称之为“懒散”、“懒惰”）性格，还是很令人羡慕的。